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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张斐《莽苍园稿》小札
读张斐《莽苍园稿》小札

明遗民张斐著《莽苍园稿》,凤凰出版社,2010 (资料图/图)

(本文首发于2019年9月26日《南方周末》)

 

魏禧《大铁椎传》非出杜撰

魏禧(叔子,1624—1680)的名篇《大铁椎传》,向多以小说目之。魏禧与其弟魏礼(季子,1628—1693)共同的友人张斐(非文,约1635—1687后)《莽苍园稿》内有《赠侠客》诗(凤凰出版社,2010年10月,第106页),读之可知“大铁椎”事非出杜撰。诗云:

此侠客自是奇人,善剑术,随行挟两大铁椎,人皆呼为“大铁椎”。问其名,则曰:人只为一名字坏了多少事,我却不用此也。亦无妻子无家,曰:人只为妻子家累坏了多少事,我却不用此也。专取响马银子济贫人,响马甚畏之。魏叔子为作《大铁椎传》,可与史迁相上下。响马,北方强盗之别名,单用一人骑马取财物者。

大带宽衣较不如,指天划日笑粗疏。一生只博纤毫义,胜却吾儒万卷书。

与《大铁椎传》相较,这里有一些可资补充的信息。如“随行挟两大铁椎”,显然与《大铁椎传》“右肋夹大铁椎,重四五十斤”略有差异;还有“善剑术”,对名字、妻子的态度,《大铁椎传》也只有一句“扣其乡及姓字,皆不答”而已。

每当天崩地坼,最是奇人异士、英雄豪杰辈出的年代,文士也乐与之游,甚至全力罗致,以为改天换日之需。从张良以力士刺秦于博浪沙,历来仿效者不知凡几,就连后来的谭嗣同,也要结纳大刀王五。然而这位“大铁椎”,历史并不曾给他建功立业的机会。

张斐此诗,前数第二首为《魏季子五十诗》。魏礼五十岁为清康熙十六年(1677),故张斐赠诗给“大铁椎”,当不早于是年。

此诗既是“赠侠客”,那么“大铁椎”识得诗文妙处否?看《大铁椎传》末句“子灿又尝见其写市物帖子,甚工楷书也”,可见不能想当然,以为他是粗鄙无文者。

 

亲睹东皋禅师兄弟相见

张斐志在反清复明,奔走多年,也联络了一些同志,败亡散厄,所在多有。他听说日本水户藩主德川光圀求奇士,遂于康熙二十五年(1686)五月东渡,七月下旬抵达长崎港。其时日本锁国,只许长崎作为与中国、荷兰通商的港口,来者轻易不得上岸。此地多移民,张斐《可叹》诗“长崎万家户,一半是流人”(第124页),正是这一现象的写照。最终,张斐未能一申己志,黯然归国。

《莽苍园稿》内有《海外观人有兄弟历久而见者》一诗:

我生苦仳离,遭时伤骨肉。见人团圆爱,含泪注双目。有兄自海西,有弟自海东。浮云万里分,天末随飞鸿。一朝喜相得,历来凡几秋。岩岩头俱白,絮絮语不休。但图须臾欢,莫计长守聚。朝往暮始归,宁知筋力苦。(第127页)

仅就此诗观之,这对海外相见的兄弟是何人不得而知。但与张斐同舟到长崎的人中,有东皋禅师的胞兄蒋尚卿,就约略可知端倪了。

其时,东皋禅师反清失败,东渡日本已有十二年,正驻锡江户(今东京),传扬佛法,兼授琴学。他收到同船而来的姚江、黄士美来书,得知胞兄已至长崎,但无法登岸,即自江户赶去相会。这便是“有兄自海西,有弟自海东”。东皋《至崎得晤家兄》诗末句云“尽感上公高厚恩”,上公当指德川光圀,此行必是得其支持。当时人见竹洞写给东皋禅师的信中也提到“尊兄远渡大瀛,来于崎港乎”(《人见竹洞诗文集》第246页),足见时人皆知此事。东皋时年四十八岁,据学者研究,蒋尚卿即浦江《蒋氏宗谱》中的蒋尚郎(1622—?),为四兄弟之长,时年六十五岁,这便是“岩岩头俱白”。从“朝往暮始归”看,兄弟俩至少相聚了一整天,第二天是不是再次登船相会,则不可考。“仲秋二十有一日”竹洞又有致东皋书简(《人见竹洞诗文集》第246—247页),此时东皋已归,那么东皋往返长崎,在八月上中旬无疑。这是东皋兄弟人生中的重要时刻,张斐见证了这一切。

东皋禅师应该见过张斐这首诗,他的《拙怀赋谢非文居士》诗,似作于分袂之际:

悲昔雁离行,频年徒皓首。穷途郁未申,所遇皆贤友。壮志多磊落,廊庙心俱朽。觅弟泛重溟,意气何高厚。把臂诉衷肠,无分卯与酉。弟当返袛林,兄自归田亩。指日促行程,漫折长亭柳。清河张征君,良会知难否。

内容与张斐诗的呼应,是很明显的。

张斐之所以不明书东皋兄弟之名,《莽苍园稿》内《游仙诗赠友人三首》小序算是给出了解释:

大抵稿中之人皆吾同心胆者,其有名字者,则未尝有事故,而可以不隐,故直书之;其曰友人或故人者,皆有事故,而不可明言,故隐之。(第37页)

所谓“事故”,当然是革命事败、身份暴露之谓。东皋兄弟“皆有事故”,“故隐之”,良有以也。

 

王廷铨遗诗

东皋至长崎与兄长相会,所谈必多家事与时局,自然也会旁及他事。有一则遗闻,不见于东皋诗文集与张斐《莽苍园稿》,却见于人见竹洞以“葛民子”之名写的《葛东题叶录》:

东皋心越师闻其兄蒋氏来于崎港,往遇(引者按:当作“往过”,疑过录者误识),且邂逅张斐、任元衡等,皆博洽之士也。相语曰:去岁甲子,康熙帝南巡,车驾到钟山,拜明太祖之庙,览历世名宦文士之诗赋。其中有一绝曰:“十里山门万树松,当初客到但闻钟。伤心剪伐年来尽,露出青天盖一峰。”帝爱此诗,览其题名王廷铨,而使近臣询之,曰顺天府浪士也。遂召之,赐禄登庸。(《人见竹洞诗文集》第379页)

此事竹洞必闻之于东皋,而东皋则闻之于张斐、任元衡等。日本儒臣关心中国时局与文事,固然是当时的风气,而明代的遗民关注“虏酋”言行,也令人玩味。康熙甲子(1684)距明亡已有四十年,统治日益稳定,康熙帝谒明太祖陵之举,自然是高明的政治作秀,又何尝不是高度的自信彰显?对于回归“袛林”“田亩”的东皋兄弟、仍在奔走的张斐等人,也不得不面对复明成功愈发渺茫的现实了。

这里提到的王廷铨,号璞庵,上元人,著有《吉山永泰寺志》(已佚),生平资料甚少。罗振玉《雪堂类稿·戊之三 书画目》载其题跋,可知活动于戊戌、壬子间(1658—1672),再据前引《葛东题叶录》,则活动年限可延后十二载。《国朝金陵诗征》卷五载其诗十四首,未见康熙帝所爱之诗。目前搜集关于钟山的诗文,以《钟山诗文集》(王鹏善编著,东南大学出版社,2013)最为丰赡,检之亦无。遍检三百余年典籍,自然非我所能,一二常见书亦不足征,但读《莽苍园稿》而延及异域汉籍,堪为谈助,可谓得开卷之乐矣。

严晓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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